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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独秀艰难岁月里的忘年交

小故事网 真诚的故事 时间:08-20

  字画为介,建立友情

  杨鹏升,四川渠县人,小陈独秀21岁。青年时在渠县街头以卖字、刻章为生,后因机缘巧合被四川军阀杨森、李家钰等发现并资助他就读北大,后留学海外。

  在北大就读时,杨鹏升就喜欢蔡元培、李大钊、陈独秀等人的文章,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,与李大钊、胡适、高一涵也有交往。五四运动前夕,经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,杨鹏升师从陈独秀。陈独秀非常赏识这个四川娃,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。

  陈独秀艰难岁月里的忘年交五四运动以后,陈独秀回到上海,杨鹏升则再度留学。杨鹏升留学归国后,便投笔从戎,成了一名国民党的军官。一个是共产党的总书记,一个是国民党的军官,虽然两人走的道路不同,但生活情趣、爱好比较接近,彼此在心中都给对方留有一定的位置。

  “一·二八”淞沪会战时,杨鹏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副师长,率部英勇抗击日军,爱国之心深得陈独秀的赞许。再加上相似的爱好,两人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。

  杨鹏升对书法、国画、金石及园艺皆有造诣。同时,他与齐白石、徐悲鸿、刘开渠、张大千、郭沫若等都有深厚情谊,谦称是他们的“门下”。陈独秀对他的精湛艺术很欣赏。杨鹏升曾为陈独秀精心刻阳文“独秀山民”四字章,陈独秀给朋友写字或写信,常常盖上“独秀山民”章。这枚章被陈独秀视为珍宝。他曾对杨鹏升赞赏地说:“鹏升,你刻的四字章,把我家乡那座独秀山的秀气挺拔之势,以及我对故乡的思念之情,全部精雕细刻其中了。”

  杨鹏升的夫人包和平是满族人,原为杨家丫头,杨因结发妻不育,后纳其为妾。杨夫人身材高大,稍胖,但不失文静、贤淑,擅长国画,为女中一秀。陈独秀常写条幅,请她作画,或者由包和平作画,请陈独秀题字。他们交往中,不谈政治,只谈字画和友谊。

  八七会议后,陈独秀便离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领导岗位,他心情郁闷,加之又要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骚扰,因此便把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研究中国的文学艺术上。正是在字、画等文学艺术的“撮合”下,陈独秀与杨鹏升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

  成为忘年交

  1938年武汉沦陷,杨鹏升调往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,陈独秀也于这年秋隐居四川江津鹤山坪。两人交往更加频繁,他们相互交流,索要字画、印章、拓片等。同时,杨鹏升在经济上仗义救助穷困潦倒的陈独秀,金钱少则三百元,多则上千元,物品则有银耳等滋补品。

  1939年,陈独秀身体不适,准备去重庆看病。他于12月30日写信给杨鹏升;“告日内拟往重庆就医,或住渝三星期,并寄《告少年》一篇。”1940年2月,陈独秀再函杨鹏升,告知他“已于6日由江津起身来渝,住宽仁医院”。杨阅后,即托章士钊从重庆转给陈独秀三百元汇票,让陈独秀作为住院医疗费用。陈独秀收到这三百元之后,于2月26日致信杨鹏升,说:“顷行严兄(章士钊)由渝转来16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,不胜惶恐之至!此次弟留渝二星期,所费有限,自备差足,先生此时想必亦不甚宽裕,赐我之数,耗去先生一月薪金,是恶乎可……”

  陈独秀与杨鹏升的互相体谅与关怀,着实让人称羡。那时,杨鹏升一家老小二十多口,全靠他一人供养,每月开销至少五百元,经济上也不算宽裕,多亏了他夫人包和平会当家理财,加上她通情达理,内心也崇拜陈独秀,这才慷慨解囊,仗义救助隐居江津、处境极其困难的陈独秀。

  有时,杨鹏升是从陈独秀来信中知道他经济困难,每当这时,杨鹏升就会随时设法给他寄钱去。1940年后,大批难民避难江津。人口的猛增,引起弹丸之地的江津城物价尤其是粮价暴涨,鹤山坪的大米涨到每升三十余元,县城的大米更要高出一两倍,这使得贫病交加的陈独秀生活更加窘迫,日子难熬。

  1941年11月22日,他在致杨鹏升的信中说,他家“每月生活费可达六百元,比上年增加一倍”,不得不靠“典当度日”。杨鹏升接信后,与夫人商量,先后寄给陈独秀两千多元。杨鹏升知道陈独秀“无功不受禄”,有时就以向他索取字条、字联、碑文、金石篆刻甚至要他为自己的父亲写墓志等为由,或者以某先生托转之由,分期分批地给他寄钱,接济陈独秀,就连陈独秀用的信笺、信封都是杨鹏升提供的。陈独秀心中也有数,有时他以写条幅,或赠其作品如《中国古史表》《韵表》和《告少年》诗作以相谢。他曾几次写信问杨鹏升,托转寄两千二百元钱的“某先生”是何人?杨鹏升一直避而不答,被迫问得紧,无奈只好作答“某先生”为“晋公”,但“晋公”究竟是谁,在陈独秀的心中一直是个无法解开的谜……

  就这样,在互相尊重和彼此信赖下,陈独秀与杨鹏升终成忘年交。

  “除却文章无嗜好,世无朋友更凄凉”

  虽曾为师且年龄较长,但陈独秀每封信的开头称杨为“老兄”“先生”,称杨夫人为“嫂夫人”,落款为“弟独秀”“手启”“叩”等,书信最长的有三页,最短的几十个字。在信中,两人或作学术探讨,或倾诉衷肠。其中一封复函杨鹏升的信中说:“弟前在金陵狱中,多承蒙蔡先生照拂,今乃先我而死,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。”陈独秀感伤自己每次入狱,蔡元培都发救援电文,今却先自己而去。

  还有一封写于1939年5月5日的信。陈独秀的嗣母于此前两个月去世,其悲伤之情在给杨鹏升的信中表露尽至:“弟遭丧以后,心绪不佳,血压高涨,两耳日夜轰鸣,几于半聋,已五十日,未见减轻,倘长久如此,则百事俱废矣!”1940年陈独秀病情日益严重之时,他几乎每月都给杨鹏升写信,经常在信中说“两耳轰鸣”“血压又涨”“头昏眼花”之类的话,知己情谊,溢于言表。

  1942年4月,杨鹏升收到陈独秀的最后一封信。陈独秀在信中表达了对杨鹏升多年来的资助“内心极度不安,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”的心声。陈独秀病逝后,杨鹏升很悲痛,在信封的背后写下“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,先生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于江津,四月五日书我也。哲人其萎,怆悼何极”。痛失挚友之悲,表露无遗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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