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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建嵘:理想主义者的奋斗

小故事网 奋斗的故事 时间:2015-12-11

  一组拍摄于四川宜宾市政府门口的照片,在于建嵘的微博上引来网友的上千次转发——照片显示,一些上访人员正在躲避追截。此事继而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。发布照片的人,又在一次给一个中央机关处级干部班的讲座上,播放了宜宾市执法者殴打上访民众的录像。学员们均表惊讶,有人言称,下次遇到宜宾市来跑项目,坚决不给!

  于建嵘:理想主义者的奋斗这样一个“上通下达”的人,就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。

  湘南 城乡流浪

  爷爷要死了。他是一个裁缝,也算是本地有一点影响力的秀才,家里有很多地。爷爷死的时候,父亲还很小,不久,奶奶也死了——父亲那时才十几岁,就成了一个孤儿,没有人管。

  父亲就到外面流浪,有一次打架后,他逃到了山里面,碰到了湘南游击队,就参加了游击队。解放之后,他就算是参加了革命,就做了一个小干部。母亲那个时候在团委当保姆,他们结婚之后,父亲被调到衡阳,做了一个县团级干部。

  “文革”时,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发生摩擦,把地方武装视为土匪,挖出了我父亲的“土匪”历史,就再没有给他安排工作,也没有抓他坐牢,就是把他晾起来。1967年,我母亲带着我和姐姐,下放到了农村。

  父亲是那样的身份,村里没有人愿意让我们留下。冬天,他们偷走了我们家的棉被,就是为了将我们赶走。母亲没有办法,就带我们流落到城里,成了黑户(指“文革”期间没有户口的人),没有布票、没有粮票,没有吃,没有住的地方,很可怜。

  有很长一段时间,母亲去粮站免费帮忙打扫卫生,就是为了在扫地的时候搜集米袋里漏出来的米粒。她也会到黑市去买红薯回来。有些人说某样东西小时候吃多了,现在都不吃。而我小时候主要吃红薯,现在还是特别喜欢吃。

  衡阳 黑人记忆

  我8岁的时候,父亲托朋友帮忙,送我去上小学。母亲没有布票,就去讨了一个麻袋,花几毛钱请裁缝给我做了一件衣服,那人眼睛瞎,衣服口袋一个缝在里面,一个缝在外面,但那是我当时最好的衣服、穿着它我就上学去了。

  班里有个同学是班长,他认出我——我们刚搬进一家木板房地下的窝棚里,他住在木板房里。他说:“他怎么到我们班来了?他是黑人!”老师不在,他们就把我往外拖。我拽着桌子不愿意走,缝在外面的那个口袋勾住了桌子,拉扯之下,我唯一的好衣服被撕烂了。

  他们把我拖出去,我蹲在学校外面痛哭。父亲来了,他说他刚好路过。其实学校在很偏的一条马路上,我想他可能是特意去看我,他摸着我的头流泪,很难过。那是我唯独一次看到他流泪。从此以后,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意到学校里去了。

  因为没有户口,没有人敢租房子给我们,我们到处流浪。到后来,全部的家当就是一口锅、两床被子,母亲用一个平板车一拉就走。

  我们之所以生存下来,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父亲虽然是个“坏分子”,自身难保,但因为他当年很讲江湖义气,再怎么倒霉,还是有朋友愿意帮忙。不然的话,当“黑人”的那种感觉……“黑人”身份对我来说,整整8年,从6岁到14岁。这决定了我今天的许多选择及性格。由于没有布票,我小时候基本上没有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。所以我说我是奥巴马。

  1974年,我直接上高一了,我不懂拼音,也不懂数理化,但好在正规读过小学的人也不懂这些。1976年,父亲被平反,但7个月之后,他就死了。如果不死的话,可能就当上了大官。但他一死,事情就麻烦了。因为母亲的工作还没有安排,母亲对这个事情总是耿耿于怀。我说,算了,我考上大学之后,肯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

  大学 母亲的荣耀

  我考上湖南师范学院,成大学本科生了,牛得很,工作转正之后可以拿到54块5毛钱,而大学生是可以预支工资的。我母亲高兴得不得了,她说这是她一生中感到最荣耀的事情。

  上大学的时候,我17岁。母亲的工作是给别人刷酒瓶,她没有钱送我去学校。一个人去的第一天,把我吓坏了。父亲有很多战友,都是很讲义气的人。省公安厅的一个人到火车站去接我,我听到有人喊:“衡阳来的于建嵘!”我一看,是个警察,吓得我要尿裤子了!我年龄小,从小又被抓怕了,我说我没有犯罪。他说:“我是来接你的。”

 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衡阳日报,天天写社论。后来因为种种原因,我有一年多没有工作,就干脆当律师去了。我当律师比谁都简单。

  有一个礼拜六,我和几个朋友到湘江边散步,走到师范学院门口,看到告示说要招考“律师工作者”。那个时候,政府想通过招聘建立一支律师队伍,我去面试取得培训资格。

  我什么都没学过,就去考试了。司法局的人在那儿让我们填表,他们一看我是大学本科生,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他问我:“你懂法律吗?”我说:“法律还不就是那么一些事情吗?”

  他问了一个问题,最有意思,考倒了一大批人:“如果有三个人赌博,有两个人输钱了,输的人就合伙对付赢了的人,把钱从他那儿拿回来,你说这是一个什么行为?”

  我们是脑子动得多而快的人,我说:“抢劫!”他马上问:“抢谁的钱?”如果我说抢赢了的人的钱,那我就是认可了赌博的合法性。我们这种学哲学的人马上进行逻辑分析,我说:“这是抢国家的钱。”他说:“怎么是国家的钱?”我说:“国家待没收的钱。”考官把桌子一拍:“就是你了!”

  海南 赚钱不是目的

  我是中国第一批取得律师资格证的人。第一年,我挣了150多块钱,给母亲买了一件呢子大衣。我天天帮别人打官司,到处赚钱,几年下来,就挣了12000块钱。那个时候,一般人一个月挣50块钱,我有20年的工资了,我不怕,我觉得我可以下海了,就带了12000块钱去海南。

  靠替人要账,在海南我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万,激动得一个晚上没睡觉。那种兴奋的感觉,后来永远找不到了。我打电话给母亲,她说:“你不要做,那是犯法的事情!”做了一年多,我发现钱好赚,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干,有一次给别人写一页纸的法律文书,就赚了60万。

  我们几兄弟赚到1000多万的时候,我认为我赚的钱一辈子都用不完了。我说我不干了,没意思。他们不同意,我坚决要分钱。拿到200多万,我卖掉旧车买了一辆马自达,又买了一个2万多块钱的大哥大,还办了一张银行卡,开始云游全国。

  武汉 找到目标

  我考上大学离开家乡时,就曾经发过誓,先解决生活问题,但我这一生的目标是:1。搞清楚是什么把一个黄皮肤的孩子变成黑人;2。要想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后代,再不这样被人为地变成黑人。

  所以,我赚钱之后坚决要分钱。我当年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,是为了获得自由,因为没有钱就没有自由。离开之后,有两年的时间,我心中有想法,但没有目标,四处走走。后来,有人建议我找华中师范大学的老师徐勇。徐勇接到我的电话,很怀疑:这个家伙,是干什么的?

  他和我谈过之后,说:“你应该读博士。”我说,我一辈子没想做这个事情。他说你不对,你一定要继续读书,一定要进入体制,否则你就只能是个江湖郎中。我就去学校跟徐勇待了一年,但我不住学生宿舍,住外教楼,60块钱一天。咱有钱,牛得很!

  我考了徐勇的博士,他不准我走,让我老老实实待着,那一年我吃苦了,看了好多书。第二年,徐勇说你不能在学校待了,必须去做调查。这是徐勇对我的两个最大的启示:第一,必须读书,必须有身份;第二,你必须做调查。

  我开着车沿着毛泽东走过的路走了一遍,花了一年的时间,再回来写论文。调查的时候,我哪一天见到什么人都有记录,我们做律师的人喜欢做记录。那时候没有微博,要有微博的话我天天发微博。调查完了之后,论文写了3个月,我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论文,全国评定第一名。

  北京 追求理想

  我起先是到农科院去做博士后,导师是个特别讲究的人,而我特别不讲究。他还有一个女博士后。我每次去见他,他都训我:“你怎么鞋子也不擦?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,怎么不去买件新的?叫你师姐好好教教你!”说得我火大。后来有了机会,我就去社科院了。

  2003年10月,我们几个住在通州的社科院博士后,听说宋庄有几个画家,就去玩。在小堡村我们见到了一位正在做饭,好像生活很艰难的画家。别人却告诉我,这位画家毕业于中央美院,在老家有一所很大的美术学校,是位千万富翁。我们都不相信。

  这位画家却告诉我,千万富翁是真的。他为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才离家出走,自愿过这种生活。我问:“在家也可以画,为什么要离家?”他说:“画画就是画心,在我心目中,小堡村是先锋艺术的前沿阵地,一走进这个村,就像戴上红军八角帽,手握钢枪要冲锋了。”说完,他泪流满面。

  我惊喜万分,激动不已。这种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生活,不正是我追求和寻找的吗?我问:“还有小院出售吗?”他告诉我,附近有个画家刚搬走,有一个院子出售。我赶紧联系,房主见我急要,开出当时的天价12万5千元。我当场就买下了房子。

  小院装修完总共花了30多万。老师一直骂我:你是搞土地研究的,还不知道这个房子不能买吗?将来它会被拆。我说:管他,不就是个房子吗,拆了再说。只要我过得高兴,愉快,我就买!

  小堡村有个画家,说:“通州是北京的,宋庄是中国的,小堡村是世界的,我们是人类的。我们为人类画画,不为人民币画画。”这有些像疯话。但我却感到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气。

  过去的事情,我从来没有忘记过,但不是为了记恨什么,我有我的目标,我为此奋斗了近30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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